生殖被看成是受强烈生理和心理驱动的最基本的人类需求。当生育遭遇困难时，危机就出现了——不孕所带来的生活危机。大量文献阐述了不孕所带来的心理危机。它被看作是影响家庭或个人生活各个方面的一种情感上的困难体验：包括人际关系、生活目标、社会角色、自我形象、自信心和性行为等。
不孕症导致多方面的缺失：包括对希望、梦想、未来计划、婚姻满意度、自尊心、自我掌控感以及生活公平感、健康和人生完整性的缺失，最重要的是“梦想孩子”的缺失。
这些缺失进一步激起痛苦的情感——震惊，不相信，悲伤，愤怒，内疚，责备和抑郁——这些感觉在患者的医疗诊断和治疗过程中不断重复出现。
悲伤中的情感经历使不孕夫妇最终接受不孕的现实，努力探寻可以替代的计划，继续他们的生活。
过去50年，不孕模式已经从心理性不孕模式即病理心理学是不孕症的病因，发展为心理后遗症模式即不孕症导致各种各样的心理异常。从这一模式来看，不孕症被看作是一种情感上的困难体验，影响到个人和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
因此情感痛苦是不孕症的结局而不是像以前认为的是不孕的原因。
多种理论方法的应用更多地从整体而不是个体化角度研究不孕症。从这一点来讲，个人/家庭与社会/医疗机构的相互作用是在治疗过程中必须考虑的一个因素。
这一观点增加了对个体和夫妻双方差异和耐受力的理解，以及对不孕症治疗的影响和治疗性心理干预效果的理解。
性别差异与ART压力
大部分对ART心理压力的研究是针对女性的，总的来说女性对不孕和ART的情绪反应比男性更强烈。在进行IVF之前，女性与其配偶相比更焦虑和抑郁，生活满意度下降，自尊心受挫及有更高的期盼压力。
在IVF过程中，治疗方案需要一定的强度——每天的超声监测、血激素水平测定、药物注射、取卵及胚胎移植有创操作，这些由女性来经受，是导致他们心理压力的原因。
一旦治疗失败，女性的抑郁状态比她们的配偶会持续更长时间，可长达6个月之久(12)。不论成功与否，数年之后女性仍能够回忆起IVF所带来的心理压力，这种压力对于女性来说远大于男性。
IVF过程中男性心理压力的研究有限。Boivin等发现进行胞浆内单精子注射（ICSI）治疗的男性在取精前数日的心理压力大于进行常规IVF治疗的男性。然而在其它方面，进行ICSI治疗的男性和IVF的男性在不孕症的心理调整和治疗周期过程中的压力之间没有差异。
这与先前诊断为男性因素不孕症的男性的研究结论相反，这些不孕的男性有更多的负面情绪和精神压力。这些研究之间的差异可能是因为男性因素不孕现在可以通过ICSI解决，但是之前只能选择供精治疗。
虽然男性与女性在ART某些方面的情绪反应程度会有所不同，但反应种类都一样，从治疗前到治疗后，焦虑和抑郁症状都有明显的增加。另外男性和女性在IVF各个阶段的压力评价是相同的，一般都会过高估计IVF成功率，对自己的情况表现出很高希望。
男性和女性对于ART和不孕导致的心理压力采取不同的应对方法。就像经常看到的，女性更愿意表达自己的感情，更容易通过非正式的方式如与配偶、家人和朋友交谈寻求情感和社会支持。Hynes等发现那些习惯采取积极方式处理IVF治疗后影响的女性比采取回避方式或寻求社会支持方式的女性幸福感比例高。
善于行动和解决问题的男性正好相反，通过更努力地工作或体育锻炼来应对不孕症。虽然男性和女性的减压方式不同，应用这些技巧的效果受到不孕症过程及不孕原因是男方还是女方的影响 。
另外夫妇在经济方面会紧张，需要为成功率相对较低的ART治疗付出高额费用。医患关系和医学治疗所带来的副作用或可能的并发症也会给患者带来压力：
潮热、头疼、情绪波动、注射、超声检查、未来健康忧虑、有关胚胎和多胎妊娠的决定。宗教、社会、文化和道德问题也会给ART患者带来心理压力，尤其是需要第三方生殖的患者。当这些因素与治疗选择发生冲突时患者的压力会更大。
第一个治疗周期对患者来说心理压力最大，表现为高度的困惑、迷茫和焦虑。这可能是由于患者对这一过程没有经验或者是医护人员在信息和治疗方面没有让患者做好充分准备。
Slade等发现打算进行三个治疗周期的患者，进入第二个周期时心理压力降低，当第二个周期失败时压力又会增加，第三个周期的压力与第一个周期的压力相同。
在一个治疗周期中，患者认为IVF/ART是一个连续的过程：监测、取卵、受精、胚胎移植、等待和妊娠测试，一个阶段必须完成以后才能进入下一个治疗阶段。压力、焦虑和期待的水平随着治疗的进展而增加，在等待妊娠时达到最高。
大量研究证实很多临床医生都知道的一件事情：对患者经受的压力进行排序的话，胚胎移植后等待妊娠结果阶段是最具有压力的，其次是等待胚胎是否受精的阶段，然后是取卵阶段。患者了解IVF过程中这些阶段的重要性，而结局的不确定性是非常令人烦恼的。
看来，目前的助孕过程，还是女性参与的更多，压力更大，这也是技术所限制，但是有喜相信有一天，随着技术的发展，可以帮助女性减少更多的痛苦和焦虑。
